《我国低收入群体获得感的提升机制——基于社会质量视角的分析》是我院杨金龙教授刊发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的学术论文。文章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差距依旧凸显。在一部分人享受财富带来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人生的同时，低收入群体大多挣扎于物质匮乏和精神困顿之中，并因其可行能力的不足，在参与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上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进而承受了更多的增长代价。如何回应低收入群体的美好生活向往，使其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既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呼应，也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诉求，更是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征程中的重要目标内容。

文章立足于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首先借鉴社会质量理论，详细解读社会质量影响低收入群体获得感的机理，而后利用2019年、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借助有序Probit ( Ordered-Probit)模型，实证检验社会质量建设对低收入群体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的社会建设是低收入群体获得感的重要来源，在经济社会保障维度，医疗、养老、住房等服务保障对低收入群体获得感均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两个维度，社会交往互动、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宽容度的提升能够较大幅度地增进低收入群体获得感，而社会歧视尤其是家庭背景歧视则严重损害了低收入群体的获得体验；在社会赋权维度，平等发展机会对低收入群体获得感的促增效应尤为突出。

基于以上主要研究结论，为实现我国低收入群体获得感的不断提升,以通往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之路，文章提出如下四点政策建议。

首先，建构平衡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补齐民生短板，切实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效应。政府应以“公平”“质量”“可持续”理念为价值牵引，不断优化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改进服务供给机制，加快完善低收入群体的动态监测系统，借助智能化技术展开信息采集与民生需求研判，甄别出低收入群体的共性需求和特殊性需求，使低收入群体共享繁荣发展，实现生活品质的跃升，从而进一步筑牢触发获得感的根基。

其次，加强凝聚力建设，提高低收入群体与社会的黏合度。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是低收入群体赖以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政府需要依托社区，一方面，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来吸引低收入群体参与公共生活，在此过程中不仅可以培育其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亦可激活社区居民间的社会联系，拓展低收入群体人际关系网络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弘扬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助推“邻里互助”“关怀弱者”的社区软环境形成，保障低收入群体在强大的社会庇护与援助下更加顺畅地融入社会生活，获得积极的人生体验。

再次，努力塑造包容性社会，确保低收入群体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政府通过倡导“友善互助”“包容共生”的价值理念，引导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增进沟通与理解，推进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以此减少由群体差距所引致的社会隔阂，最大限度地打破社会对低收入群体的刻板印象、误解和偏见，使其摆脱低收入的污名化标签，消解因收入不利地位而诱发的焦虑、自卑等消极情绪。与此同时，通过社会政策的不断创新引领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尊崇人格尊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破除对低收入群体的结构性排斥，进而保障低收入群体在工作和生活中免于遭受因年龄、职业、家庭背景等因素而产生的社会歧视，使其能够在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中追求美好生活。

最后，优化公共事务民主参与机制，赋予低收入群体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能力和公平的发展机会。具体而言，政府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努力：一是创新低收入群体利益诉求机制。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构建数字化基层管理服务平台，畅通拓宽低收入群体民生需求表达与反馈渠道；二是提升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通过建立健全终身培训制度来帮助低收入群体不断适应新的市场和技术条件，以提高其职业竞争力和薪酬议价能力，打破被锁定在劳动力市场底端的循环机制；三是保证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赋予低收入群体平等的发展机会。在寻求“蛋糕”分配共识最大“公约数”的同时，着力保障低收入群体追求美好生活过程的平等性。政府不仅要重视分配结果的公平，更要保证获得过程的公平，通过优化分配机制，强化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为低收入群体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社会空间，使其体验到通过努力可以达致自身的向上社会流动，实现自我的滋养与发展，从而促进其获得感的不断提升。

[1]杨金龙.我国低收入群体获得感的提升机制———基于社会质量视角的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64-78+239[2023 - 07 - 05].

转自烟台大学社会科学处：https://www.ytu.edu.cn/info/1211/16408.htm